后来的萧虹则是一位天才的家，她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那就是的散文化，她中的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至于张爱灵，她是海派言情的集大成者。

　　她的和新文学的关系不大。而是直接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她写出了一个真实而虚幻的上海。

　　这些女作家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她们，而她们则书写了这个时代。

　　13年12月10日，新月杂志的创刊号全国发行。掀起了对于新诗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所谓的新诗格律化是给新诗带上枷锁，是束缚了新诗的“自然”和“自由”，是新文学的倒退。

　　也有人赞成，诗歌之所以不是，不是散文，是因为它应该有旋律。有节奏，不能太过散漫，没有约束。

　　这其实就是“自由体新诗”和“格律化新诗”的争论。

　　郭沫偌的女神是自由体新诗的代表作，他的诗歌完全是按照自己抒发的感情而定，诗节诗行长短无定，韵律无固定格式。

　　或者说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能把感情表达出来即可。

　　而徐至摩提倡的诗歌格律化，则是要求诗歌要有一定的节拍，有韵律，有音乐性。

　　两者的诗歌主张有极大不同。

　　林子轩没有参与论战，他知道这种争论直到后世也没有消失，不过在后世新格律诗处于边缘地位，自由诗占据了主流。

　　这不仅是因为自由诗最能体现新诗自由的精神，最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

　　还因为新格律诗比较难写，自由诗写起来较为容易，所以写新格律诗的诗人越来越少，不过那时候诗歌早就没落了，诗人也不值钱了。

　　鲁讯在1934年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可惜中国的新诗大概是前一种。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

　　这或许能说明后世诗歌没落的原因，因为没有韵律，所以读者根本就记不住。

　　在这一期的新月杂志上，也有人注意到了林徽茵的名字，虽然诗写的一般，但却是一位颇有家庭背景的女诗人。

　　因为父亲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要职，林徽茵在北平颇有名气。

　　林子轩给了她特别的推荐，培养她成为新月杂志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