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农耕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
我出访瑞士才知道，这样富裕、美丽的国家，在许多当代中国人眼里，简直是人间天堂，然而在一二百年前，却是十分贫穷，穷到要靠输出男丁去当雇佣军来维持民生，与手表一样著名的瑞士军刀，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在一系列战争中逃亡出来的法国人带来了钟表技术，才使瑞士由穷变富，富得流油。如果没有手表和农副产品的巨大的差价，瑞士能在短时间里这么富吗？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语出《论语·颜渊》：
科技发明的成果，使一部分人的衣食住行医的状况得到改善，通过不公平交易甚至是强制交易，这部分人将技术成果转让给另一部分人，从而获取超额利润。故而，表面上是科技成果不断地被发明和推广，大多数人享受到了前人享受不到、甚至无法想象的物质条件，但贫富差距却在加大，贫富比例也在加大，幸福指数必然下降。因为人是文化动物，物质条件改善得来的幸福感，很快就被在人群中地位（被承认度）下降的失落感所抵消、所压倒，再加“比上不足”的私欲炽心，就像室外飙升的气温，室内这点阴凉，是不能消心头之暑的。而人类在享受这种“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付出了资源疾速消耗、环境急剧恶化的代价。
孔子说：“夏朝的政治法则，没有亵渎祭祀时的告天与鬼神的文辞，不求全责备，不对民众提出过高的要求，民众也没有厌弃当政者家族。殷朝的统治者虽然没有亵渎人事规则，但对民众求全责备。周朝的统治者鼓励民众逞强，虽然没有亵渎鬼神，但奖励与惩罚的手段都用尽了。”
这话不错，但宗法制，除了“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幼”的原则外，更重要的是“传子不传弟”。
“孝”的概念起源于西周初年。西周的“孝”是尊祖敬宗，是族权对父权的抑制，而后来“孝”的对象变成了父母。孔子在“孝”的观念已经发生实际改变的情况下，还是要着意恢复“孝”的原初的“尊祖敬宗”的内涵，作为政治上“以孝治天下”的理念的根据。
陈列在宗庙的宝鼎上，刻有铭文。铭文，是一种私家的历史记载，和公家的历史记载有别，因此称之为“自名”，就是自家宣扬名声，“自名”是刻铭文的人宣扬他的祖先的“令名”（美名）。其作用，就是“明著之后世者”，让祖先的美德世世代代传下去，成为家族的优秀传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祖先也是人，身上有美德，也必定有缺点，但因为铭的作用是要形成家族的优秀传统，所以对祖先是隐恶而扬善。这就是“崇孝”。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恶已；皆知善，斯不善矣。
墨家效法的是大禹。大禹治水，天下奔波，三过家门而不入，但这是迫于大洪水不得不然，虽然是长年累月，然而洪水退了以后，治水工程队还是要解散，人们还是要回归故里，纳入原来的家族制社会，过原来的安居乐业的日子。春秋战国时期，专制社会还没有形成，人们思想相对自由，为一种社会理想走到一起，完全出于自愿，遵守纪律是为了提高效率、减少内耗，也是出于自愿。开始受理想的鼓舞，精神振奋，热情很高，团体生气勃勃、蒸蒸日上，日子一久，热情减退，团体涣散，也就是必然的事，不以首领的意志为转移。不像游牧类型（包括商旅、殖民、海盗）的民族，迁移性团体与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契约就成为无可替代的社会人际关系的纽带。
所以，“兼爱”的实质，就是“爱”的解释权不在个人，而在集体。个人的“爱”是否合法，是要由“兼爱”这种大爱来决定的。中国古代就有个词（话语），叫“大义灭亲”，好像“大义灭亲”是很高尚的行为。我们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都知道“大义灭亲”是怎么回事。但从“大义灭亲”，可以知道，兼爱是一种基于“义”（理）的爱，是建立在后天契约关系上的“爱”，不像“仁爱”是基于“仁”（亲情）的爱。兼爱是“尊而不亲”的爱，仁爱是“亲而不尊”的爱（关于“尊而不亲”与“亲而不尊”在以后详述），所以，兼爱是难以持续的。
崇德文化产生于农耕文化，崇力文化产生于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逐利文化，包括商旅文化、殖民文化与海盗文化。农耕文化是居民的文化，游牧文化是武士的文化。农耕文化以家庭、家族为社会细胞与系统，游牧文化以团队、集团为社会细胞与系统。农耕文化以亲情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礼义来规范；游牧文化以利益为人际关系的纽带，用契约来约束。农耕文化重历史传承，重在“久”；游牧文化重新奇开拓，重在“强”。农耕文化推崇圣人，游牧文化崇拜英雄。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重“和光同尘”、近悦远来，整体的安定、统一，以保持整体内部的多样性与发扬个性为前提；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生活常态的文化，重竞争、征服，整体的效率、团结，以权威与实力为转移。农耕文化是崇德文化的一大支柱。
超我、自我、本我的心理层次三分说，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在这样的心理层次三分说中，超我是社会意识，是先验地用教育、训导等方式强加给个人的。自我是个人的理性意识，我思故我在，所以，被西方心理学认为是人的主体。本我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被称为潜意识，就是没有以理性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弗洛伊德还认为，潜意识里的本能，除了正当的本能，还有大量被超我与自我压抑到潜意识里的不正当的本能，例如男孩的恋母本能、女孩的恋父本能，和失控的性本能等（弗洛伊德心理学把心理疾病与心因性疾病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性本能），弗洛伊德将此称为情结，情结解不开，日积月累，就可能致病。首先被注意到的是没有器质性改变的心理疾病，如头痛、严重的神经衰弱等；以后又发现很多器质性疾病，也是因为情结在作怪，这些病称之为心因性疾病。因为弗洛伊德主要是从治疗心理疾病方面来建立他的理论的，所以，他的理论容易给人造成潜意识是个垃圾桶的印象。情结致病，就像储存过多、过久的垃圾发臭了。用催眠、与心理医生谈话等方法，使潜意识里的情结浮现出来，就好像把发臭的垃圾清理出去。基督教的教徒向神职人员个别忏悔的方式，其实也能同样起到心理解痉的作用。
而实行了“传子不传弟”，必然加强了父权，因为宗法制虽然制定了一定的继承顺序，但终究还不是顺序继承，而是遗嘱继承，接班人由传位的君主决定。对小宗来说，或许是族权大于父权；对大宗来说，一定是父权大于祖权。为子的，不可能援引祖宗的遗训，来与父亲据理力争。
到这里，可以讨论一上来我提出的一个问题：“当今中国的‘正常人’，似乎是以崇力文化为超我，以崇德文化为本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颠倒？”
崇德文化的话语系统里，农耕文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优点，就是社会生活的稳定。稳定带来持久的延存，非强大外力不能打破，就是打破了，伤口也能较快愈合，就是断臂缺腿，也不影响个体的长寿存世，也不影响传宗接代，繁衍生息。正是农耕文化，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人脉、历史、文化未发生断裂的古老民族，而且是人口最多的民族，自我修复能力最强的民族。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祭祀，本来是传承道德精神的有效形式。先秦的天子祭天，有以祖先配享的礼制。“相传有虞氏（舜）以黄帝配天，夏后氏（禹）因之，殷以帝喾，周以后稷。”（《辞源》）配天的祖先，都是道德模范（圣人），为了证明“天下为家”（中央政权在一家一姓中传承，其实舜不在内）以后，这一家一姓的执政权的取得，是因为祖先的“有德”。有德的祖先成为道德精神的文化符号。但因为家长制与君权专制使这种形式逐步异化的倾向，在春秋时代已变得很明显，因此，由孔子的身体力行，农耕文化的又一特点：以历史理性代偶像崇拜，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也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
泽地里的野鸡即使要走上十步才能啄到一颗食物，跑百步才能喝上一口水，生活在人看来很艰苦，但它并不希望被养在笼子里。被畜养，尽管看上去神采焕发，但它其实不快活，因为这不符合它的天性。
虽然孔子这段话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但因为三代的政治法则是建立在宗教观的基础上的，所以，首先是梳理了三代的宗教观。
孔子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如果按“孝”的原初内涵，这话就好理解了。因为“得万国之欢心”是为了“以事其先王”，“得百姓之欢心”是为了“以事其先君”，“得人之欢心”是为了“以事其亲”，所以这就是“孝”。也就是说，“孝”的第一义，是把继承下来祖先的事业经营好、传下去。如何经营好继承下来的事业？按照老子、孔子所传承、所阐释的观念，就是以德来得到众人衷心的拥护。因此，谦下、关心下属是第一条。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以孝治天下”与《老子》的“无为而治”、“上德不德”、“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以及大者唯小、强者守弱、上者处下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有些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在传教时说，基督教崇拜上帝，上帝是没有形象的，所以上帝不是偶像，基督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是正教，是正神。而信佛教要到庙里去求神拜佛，神、佛都只是泥塑木雕的偶像，都不过是死去的人，所以佛教是搞偶像崇拜，是邪教，是魔鬼。
这是典型的崇德文化的教化理念，可惜两千多年来被崇力文化严重掩蔽了，以致汉代以后的《论语》注释本，把这一章注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
现代西方民族比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对军事实力更加倚重，因为军事力量不仅要用来保障资源的供给，还要占领市场和保护市场。从帝国主义列强需要瓜分世界市场这一点来看，资本主义市场从早期到垄断阶段，都不是真正进行公平交易、用无形的手来调控的商品市场。他们在国内市场上也许是实行比较完好的市场经济（垄断的产生，市场经济就不会真正的完好），在国际市场上，一定是实行不公平交易，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交易中获得丰厚的利润。不公平交易的市场是需要用武力来维持的，是要用军事割据的方式来进行瓜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个阵营，既是军事共同体，又是经济共同体，说明现代的经济是一种以武力为后盾的经济，根本不是所谓的自由经济，是一种经济殖民，有别于武力殖民的新殖民。当经济殖民受到威胁的时候，武力殖民就走到前台。从经济殖民转到武力殖民，几乎不需要什么转换，就像伊索的《狼和小羊》的寓言，要找个动武的借口还不容易吗？
“我们”是指当代中国人。我们这一代人（就算是40、50后）自不必说，从我们这一代上溯，直至现在硕果仅存的“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也不必说，就是我们以下的一、二代人（以20年为一代，60、70后，80、90后），说到“农耕文化”，就会想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这是一种保守、落后的经济，是一种要遭淘汰的经济，是中国在近代挨打、面临列强瓜分危险的经济基础，因此，农耕文化就是落后、保守、必遭淘汰的文化。文革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打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号，但在一代“知青”心目中留下的，是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自私、愚昧的深刻印象，加固了农耕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的观念。这是西方崇力文化话语告诉我们。所以我说，当代中国人的显意识里是崇力文化，崇德文化在潜意识里。
对“现代化”和“科技进步”的概念的辨析，是要指出，不是科技发明和利用决定历史的走向，而是人的观念决定对科技发明的利用。“进步”是种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所以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走向的，归根到底是人。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人是文化动物，唯人才有价值观，才有历史。人对外界不是被动的反应，人的行为不是受生理条件的制约，如猫要叫春、牛马到发情期非发情不可。人的行为受欲望的驱使、受观念的支配，受理智的调控。现在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和严重问题，不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不是科技发明必然带来的弊病，而是西方人游牧文化思维定式带来的后果。是文化观念问题，不是科技问题。现在提到“科学伦理”，集中在核能利用、克隆人、转基因等少数几个问题上，其实，科学伦理涉及的方面应该大得多，如“空调效应”。又如塑料袋，在白色污染已经明确是环境一大公害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禁止塑料袋的生产，而采取舍本求末的“限塑令”措施呢？关键还在塑料袋生产的巨大的利益上。这充分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是以利益为转移的，所以，尽管塑料制品、香烟似乎已被定论为公害，但各国政府只能在“限制消费”上做虚情假意的文章，却在“禁止生产”上装聋作哑。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问题不在要不要市场经济，而是要怎样的市场经济。不在要不要发展科技，而在要怎样的科技。不在要不要使GDP增长，而在怎样使GDP增长，是不是GDP就等同于物质财富？是不是GDP增长就意味着物质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
恩斯特·卡西尔在其卓越的著作《人论》中说，人不能把握一个现实世界，只能把握一个由文化符号构成的观念世界。这是人的局限性，也是人的优越性，优越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其他的动物种群的灭绝，是因为客观自然环境的剧变。如果有朝一日人类灭绝，原因一定在人类自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对人而言的绝对真理。因此，人需要历史，“以史为鉴”，了解历史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历史在中华民族还有更大的作用，这在以后详议）。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分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指出所谓“工业与后工业文化”，实质是“工业游牧文化”的意义。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不是要算历史的老账；拆穿崇力文化的谎言，也不是为了在话语上争胜，恢复崇德文化的尊荣地位。“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恒自然。”（还真本《老子》第十四篇德章〔王弼本第五十一章〕），话语权不是靠争能争得来的。但我确信，观念的改变完全能改变历史的趋向，把人类从崇力文化的战车上解救下来，走上和谐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方面，逐资源而生，石油等资源就是现代的“水草”。另一方面，对他国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性开发，以满足滚雪球式的高消费，来保持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
不是要否定人类改善环境，改进生产、生活的物质条件的努力，而是要给科技进步一个确切的定义。不是每项新技术的出现，都必然带来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
理想的宗教观是“有父之尊，有母之亲”，这很难办到，退而求其次是“亲而不尊”，再退是“尊而不亲”。孔子认为，到“尊而不亲”，弊病就很大了。同样是“亲而不尊”，周朝“强民”，鼓励民众逞强、竞争，比起夏朝的“不求备，不大望于民”（统治者不向民众索取太多，也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民众），又差多了。
《老子》说：“治人事天莫若啬。”（治理人事，侍奉天帝，都以简约为最好。见还真本《老子》第二十二篇德章〔王弼本五十九章〕。）“事天”之“啬”，就表现在祭祀仪式上。据《礼记》所载，周代以祭天为最隆重、最恭敬的大祭，但在这样的仪式上，却是“以素为贵”：“至敬无文”，用没有文饰的大裘为礼服；“父党无容”，就像在父亲的处所，恭敬之心自然而质朴；“大圭（guī）不琢”，天子的大圭不雕饰凸纹；“大羹不和”，追怀上古祖先的艰苦的生活条件，煮的肉汤不放盐；“大路素而越席”，天子为祭天乘的最尊贵的路车，不加雕饰，只是铺上用蒲草编织的低等的席子；“牺尊疏布鼏（mì），椫（shàn）杓”，祭天仪式上牺牛形的酒樽，用粗麻布覆盖樽口，用白理木做的杓来酌酒。（以上白话译文参考了王文锦《礼记译解》，以下不一一注明。）还有祭祀时用的酒，“玄酒在室，醴醆（zhǎn）在户，粢醍（tǐ）在堂，澄酒在下。”“玄酒”就是清水，一樽清水放在室内北墙下；盛着麹少米多的甜“醴”酒，与白色渣滓很多的“醆”酒的酒樽，放在室内靠近室户（出口）的地方；盛着红色的渣滓很多的“醍”酒的酒樽放在堂上接近室户的地方；盛着糟滓下沉、酒色稍清的“澄酒”的酒樽，放在堂下。酒味越薄，其发明时代越古，为表示尊古，味越薄的，陈列的位置越尊，“室”尊于“户”，“户”尊于“堂”，“堂上”尊于“堂下”。
从墨子宣说“兼爱”之义的文字看，与以亲情为纽带的“仁爱”是不矛盾的，还可以说“兼爱”就是“仁爱”，就是大爱。但从墨者团体的实践，从墨者演变为“侠”的事实，可以看到“兼爱”不是家族亲情的推广，而是契约关系的装饰，所以，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孟子，对墨家的“兼爱”，要这样言辞愤激的批评。因为价值观的趋同（尚同、尚贤），墨家的“兼爱”，从内容来说，其实是“独爱”（单一的爱），这就像我们这代人都经历过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爱”，就是阶级友爱，只有一种“感情”，就是“阶级感情”。阶级友爱与阶级感情，看上去都是个人的小爱、个人的感情的广大，不能否认，也确实有阶级友爱、阶级感情这样的“爱”存在，但如果只有这样一种“兼爱”，还要以这样的“兼爱”来批判个人的小爱、私爱，长此以往，人能受得了吗？
孔子说：“君子（合格的贵族）所谓的仁者很难做到吗？《诗（经）》中说：“行凯弟（悌）之道的君子，就像民众的父母。”所谓“凯”，就是强制性进行教育；所谓“弟（悌）”，就是说服安抚。以音乐舞蹈等娱乐手段来潜移默化，但不过度；遵守规矩而又充满亲情；威严庄重而又安详，顺应自然，不刚愎自用；奉行孝道，以德行继承发展家族的事业，慈爱待人，恭敬事天。领导民众，有父亲的权威，母亲的亲切。像这样才可以称为民众的父母，不是道德最高尚的人，谁能做到呢？今天的父亲关爱自己的儿子，贤能的多关爱，能力差的关爱也少；母亲关爱儿子，贤能的则关爱，无能的则怜悯。母亲，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父亲，是权威而不讲亲切。就像水对于人民来说，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的；火就是权威而不讲亲切的。大地对人民来说，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的；天就是权威而不讲亲切的。天命（理性）对人民来说，是亲切而不重权威的；鬼神就是权威而不讲亲切的。”
从祭器与献祭的物品（如“酒”），就可以看到，祭祀的目的，在于用这种文化手段，强化家族意识，维护家族传统。在这样的家族传统中，祖先不仅是血脉的源头、家业的开创者，更是道德模范。家族延传至今，不仅是靠历代财富的积累，更是靠保持了有德的传统，得到了社会上其他家族的承认乃至拥护。所以，《老子》说：“子孙以祭祀不辍。”按现代人的理解习惯，就是“以祭祀子孙不辍”，以“祭祀”这文化手段，使“子孙不辍”，家族延绵。中国古代的家族灭亡，如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被灭，不是像后代皇朝的诛九族、满门抄斩，把子孙都斩尽杀绝，而是活着的子孙不能以这个姓氏的名义再复族，因为这个家族的社会声誉丧尽，再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晋国的赵族也几乎灭门，所以有赵氏孤儿的悲喜剧，不是因为幸存的赵家子孙有过人的勇力、智谋与深藏的用于复辟的财富，而是因为赵氏祖先有德，被强力摧毁，靠德望再起。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宗法制集权社会的政权中，中央行政机关“六部”，以似乎最不管事的“礼部”为首。礼部主管祭祀，祭祀的核心内容是宣德，中华国家是文化立国，文化以价值观为核心，中华价值观以“道德”为基石，所以，礼部顺理成章的为六部之首。现代西方国家内阁各部，或以外交部为首，或以国防部为首，或以财政部为首，或以内务部为首，但没有以文化部、教育部为首的，这也可以看出崇德文化与崇力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别。
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层次三分说，和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对心理结构的分层是相一致的。超我，相当于荀子说的“礼”；自我，相当于荀子说的“义”（义者，理也）；本我，相当于荀子说的“性”。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古者圣王以（因为）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正因为这样）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驯）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只不过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礼”“义”对“人性”的矫治，可能引起心理和心因性疾病，需要用心理治疗手段来疏导，但他并不否定“礼”“义”对“人性”矫治的正当性。
有学者认为，从建立宗法制的角度看，西周提出“孝”的概念，是为了确定大宗（嫡系）统小宗（旁系）的宗法制。
孔子说：“夏朝的政治法则是重天命的，崇敬鬼神而将这种敬肃的态度推而广之，贴近人事，忠诚负责，亲切而不重权威。先给以俸禄，然后树立威信；以奖励为主，惩罚为辅。夏朝民众的弊端在于，缺乏知识，认识浅陋，个性张扬而缺少约束，淳朴而不修饰。殷朝的统治者崇拜鬼神，率领民众对鬼神顶礼膜拜，绝对服从，先听鬼神的旨意（用占卜等方式），然后才讲人事规则；以惩罚为主，奖励为辅。殷朝民众的弊端：胆大妄为而不能顺应自然，只讲目的，不择手段。周朝的统治者注重人事规则与政治措施，崇敬鬼神而将这种敬肃的态度推而广之，贴近人事，忠诚负责。它的奖励与惩罚用等级制度来显示，亲切而不重权威。周朝民众的弊端：追求功利和取巧，讲究修饰而无惭愧之心，为谋取不当得利而搞阴谋诡计。”
这还是要说到中国人的宗教观，因为偶像崇拜是西方宗教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要素。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
如果说，农耕社会以家庭、家族为细胞和系统，以亲情为纽带，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以适应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安居生活；那么，中华民族祖先的贡献，就是通过有意识的文化建设，使自然生态上升为观念形态的系统的文化——农耕文化。
这是中国古代祭祀仪式上特有的设置，由受祭者的孙子来扮演亡祖，接受朝拜、献供。
《庄子·齐物论》中就说明了这样的道理：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或许道出了墨者团体解体的原因：
这里，要讨论一下墨家的“兼爱”观念。孟子说：“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话有些偏激，但孟子的批评这样激烈，是因为他看到了“兼爱”理念对家族制社会结构的破坏作用。墨子提出“兼爱”，是要为墨者团体的构成提供一种理论。墨者团体是一个以流动性、迁移性为主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与中国原有的安居性的、自然繁衍的社会组织不同，不能以亲情为纽带联系起来，只能以契约为纽带联系起来。以亲情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伦理价值的基础落在“仁”上，“仁”就是基于亲缘（夫妻）关系与血缘关系（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及这种爱的推广。以契约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伦理价值的基础落在“义”上，“义”就是公平交易与遵守契约。“义”还表现为朋友关系，就是“友谊”，“谊”即“宜”，“义者，宜也。”友谊就是合理、合适的朋友关系。这种朋友关系，又以独立成人后的兄弟关系来比拟，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就是“兼爱”。
农耕的生产方式，使人群世世代代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不同的家庭、家族，年代久了，通过通婚等形式，结成情缘关系，所以，同一块土地上的人，难免有亲戚关系，因此，亲情自然成了人际关系的纽带，即使到了现代中国，“乡亲”还是一个很自然的概念，不需思索与辨析。乡亲，乡亲，故乡人便是亲属，故而，“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以倾诉衷肠。我是生于长于中国最典型的现代城市、移民城市——上海，从阿爷一代就移民上海，虽然籍贯栏里还是填“宁波鄞县”，但宁波老家没有什么亲戚，所以这种“故乡”“乡亲”观念很单薄。我在写作《话说上海人》一文时，思考了“上海人看不起上海话”“上海人以被外地人认为‘不像上海人’为荣”这种在中国十分奇怪的现象后，得出结论：“上海人是以上海话为内心语言的文化人群”，并预言，“上海话”这一自南宋杭州话以来，中国土地上唯一产生的新方言，虽然是上海人对中国作出的最大的文化贡献，但不可避免地在向普通话方向发展，我们的下一代上海人，可能不再会说纯正的上海话（其实所谓纯正的上海话是电台沪语广播的产物，只不过将近百年的历史，约定俗成，是没有正音的字典为依据的，谈不上什么标准不标准），但肯定是全中国说普通话和外语发音最标准的人群。这篇写于1993年的文章，今天看来，观点和预言基本是对的。但最近这几年，我注意到倡导上海话、肯定上海人的潮流正在上海滩上涌动，从媒体上看声势还不小。而有些积极分子，正是当年以被外地人夸“不像上海人”为荣的人。他们真诚地忘记了当年对上海人、上海话不屑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上海人乡土观念“觉醒”的表现。上海人在外地、外国，一听到上海话，也会格外亲切，相对“泪汪汪”了。本来，我认为上海人在地理上是无根的，所以我定义上海人是“文化人群”。现在，也不是上海的地理环境有什么变化，使上海人在土地上扎下了根，而是农耕文化强大的家庭、家族观念，使上海人感到需要形成一个“上海人”族群。
前两年，国内有某些机构、媒体，找几个科学家来，再找几个作家与人文科学学者来，举行“科学”与“人文”的对话，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如果“科学”要与“人文”对话，就应该在“科学伦理”上对话，通过讨论，明确科技发明服从于社会伦理的原则。科技发明可以推动历史的进步，但科技发明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决定历史走向的还是人的意愿。
二，尸。
从谋求人类（人群）整体利益、长久利益的逻辑前提出发，来重新认识农耕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化许多被遮蔽的优点，这些优点不仅为中华民族所需要，也是全人类所迫切需要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农耕文化讲究积累、储蓄，讲究报效家国，讲究传子传孙，这些都使中国的经济是储蓄型经济，而不是靠超前消费来拉动的经济。这样的经济从消费水平来看似乎比较低，但它的抗风险能力强。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多盯着消费这一块，千方百计要刺激消费，从而拉动内需，使GDP保持高速增长。在这样的经济学家眼里，中国人的量入为出、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细水长流的储蓄型消费心理，实在是不能与国际接轨的落后观念，是使他们很伤脑筋的问题。他们寄希望于今天中国的“新人类”、“新新人类”能够转轨到超前消费。照我看来，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泡沫经济时代就真的要“狼来了”，而中华民族也可能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以前的“最危险”来自外敌入侵，属于“天作孽”，而这回是“自作孽”，那是比前一次“最危险”更高一个档次的“最危险”，中华民族能逃过这一劫吗？但我相信，中华民族的崇德文化的深厚传统，是不会让这种“自作孽”的危险成为现实的。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礼记·祭统》篇中，这样阐述“鼎铭”的作用：
而荀子不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他认为“善”天然的就在君主这一边，“恶”在民众这一边，所以社会需要有人来统治，以统治者的“善”的意志来改造民众的“恶”的本性。从荀子出山以后，孔子倡导的儒家就不能不变味了，儒家的变味，就意味着崇德文化开始在显意识的层面上逐渐被崇力文化歪曲、阉割、遮蔽。尽管荀子从来没有能取代他的论敌孟子，成为儒家的亚圣，到十年浩劫中又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尽管当时对“法家”的定义很可商榷，但对荀子来说，倒也可以说是得其所哉），但汉儒以后实际奉行的是荀子这一套。因此，中国人并不是在今天才“以崇力文化为超我，以崇德文化为本我”，而是两千多年来逐渐如此、长期如此。为什么中国人的“超我”“本我”会发生这样的颠倒？实际上并没有发生颠倒，也不可能发生颠倒，而是东方和西方、崇德文化和崇力文化对概念的定义不同所造成的“错觉”。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现代西方民族正是在这两方面继承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说《礼记》、《仪礼》记载的祭祀仪式中与众不同的两条：
崇德文化正相反。崇德文化认为“善”在“性”中，如果人性中不是天生有“善”，作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善”又从何来？用弗洛伊德“本我”“超我”的定义，“善”在“本我”里，“超我”里的“善”的观念，是后天的，还要用“本我”的“善”性来加以检验。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承担检验“超我”任务的是理性“自我”。崇德文化则认为这个理性“自我”只是“言”而不是“道”，只能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起不了检验“超我”的作用。用“自我”去检验“超我”，就是用一种观念去检验另一种观念，从逻辑上说，就像用一种公理系统去检验另一种公理系统一样徒劳。
请看《孝经》中与此相关的《孝治章第八》。
所以，农耕文化是产生崇德文化的存在基础，但农耕文化不是自然而然地就会产生崇德文化。从农耕文化到崇德文化是个飞跃。在中国，《老子》是实现这个飞跃的标志。孔子、庄子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推进崇德文化。崇德文化产生后，还是不断地遭到崇力文化的遮蔽、歪曲、阉割，逐步被边缘化、被压抑，但一旦产生，就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堇”。
司马牛和子夏说这话时，他们都跟着孔子在周游列国。孔子带领的门人弟子的团体，和墨者团体相似，所以，也要用“义”来作为联系纽带。这里的兄弟关系，已不是亲情，因此不是“悌”，而是契约，是“义”。
说到这里，应该可以进一步明白孔子分辨“亲而不尊”与“尊而不亲”，将“亲而不尊”置于“尊而不亲”之上的用意了。“亲而不尊”，像母亲一样，“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这是从“子”需要关爱的角度来定义其价值的。“亲而不尊”高于“尊而不亲”，就是依据“子”的立场的价值定位。依据“父”的立场来价值定位，则应该是“尊而不亲”高于“亲而不尊”，因为通过“亲贤而下无能”，可以激励子辈奋发竞争，提高能力，让能力强的来接班，使家业更加兴旺。以“子”喻民众，以“父母”喻君主，“亲而不尊”就是民本价值观的体现，“尊而不亲”就??
孔子将此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的“立”、“达”是使动词，“立人”就是“使人立”，而不是“要人立”；“达人”是“使人达”，而不是“要人达”。自己想要确立的、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大有利的，因此，要使有愿望确立、达到此目标的他人也能做到。这就是佛教说的“布施摄”，用布施的方式来度人。
由此可见，孔子提出的“亲而不尊”的宗教观，正是“崇德”理念的体现，也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因为政治上的“崇德”理念，是只有站在民本立场上才能提出的，站在君本立场上，只能是“崇力”。“崇德”之“崇”，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崇力”之“崇”，是屈服于权威的崇拜。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推翻帝制的革命、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运动，十年浩劫，等等、等等，都是使几亿人卷入其中的全面的折腾，但稍假时日，最近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一眨眼工夫，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制造大国，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第一债主国。这不是中国由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大国的结果，也不是农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利润大幅度增长的结果，也不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结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说还是很不完善的，不完善主要不在行政干预过多，而在法制监督不够。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无形的手通过法律、契约来发挥作用，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恰恰缺少最基本的一部债法，这样，经济法系统就缺乏基础，因而产生了有中国特色的“三角债”现象、“双轨制”倒卖批文的现象；进行现代化企业改制，又出现了“左手卖给右手”的现象。但就是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中国经济还是出现了超过当年“亚洲四小龙”的腾飞），这是农耕文化的思维方式在其中起作用的结果。
据文献记载，早在尧舜时代，中华民族就有了“天地”崇拜的观念。有学者说，对“天”（对“地”也一样）的崇拜，是对人格神的崇拜；也有说是原始的对自然物的崇拜；这些说法，我认为都不到位，也是用西方的宗教观念来套用的结果。中国上古崇拜的“天”（地），是超乎“鬼”“神”之上的。“鬼”“神”是人格神，“天”高于“鬼”“神”，就不能以人格神来理解、指称。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也是天神，并不就是“天”。如果说“天”的概念类似于“上帝”，那么，人格神只是中国古代的“鬼”“神”，基督教里的耶稣、圣母、天使等。
中华农耕文化主要的特色有两条：一，以祭祀保持道德精神的传承。二，以历史理性代偶像崇拜。
《礼记·表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偶像崇拜是一种不需要讲什么道理，也讲不出什么道理的崇拜。譬如，有基督教徒宣传一定要崇拜上帝，说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创造了人。就算此说是事实，但你也可以问，因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就要对他绝对崇拜吗？按此理，父亲创立了家业，生出了我，抚养了我，我就要对他绝对崇拜、绝对服从吗？但这样的问题在基督教里是不能问的，问了就是渎神；而在佛教、先秦的道家与儒家，不仅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支持这样的质疑。《老子》说，“玄德”（天、地、人最基本的美德）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明确否定了因为“造物”就有绝对权柄、就受绝对崇拜的话语。
他首先对夏商周三代的宗教观进行了梳理，作出了价值定位。
因此，沈雄风提出，现代西方文化，不能称为工业文化或后工业文化，应该称之为“工业游牧文化”。工业革命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文化，所谓工业与后工业文化只是一种幻觉与有意的虚构。现代西方文化还是以游牧文化为体，工业与后工业只是这种文化换上的时装。如果“现代化”仅是指科技的进步，或所谓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那么这种“现代化”只能是在“空调效应”的怪圈里进行的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科技的进步会变成明天的祸根而不是人类的福音。
还有祭器鼎，鼎本来是煮肉的大锅，后来因为鼎上刻字（铭），所以在祭器中变得特别重要。
因此，崇德文化讲的教化，是顺应天性，没有千篇一律的统一模式。《论语》中说：
孔子说：“舜和夏朝的施政法则，使民众很少抱怨。殷朝和周朝的施政法则，弊端就太多了。”
环顾当今世界上先进、发达、富裕的国家，在三四百年前，无不是贫穷的国度，所以，西方文艺作品中，海盗船是个充满神奇色彩的舞台，演出魅力四射的人生。所以，笃信基督教的西方人，讲究博爱的西方人，同时也首肯，他们国家的安全边界，应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认定对他们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就可以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西方人确信（现在很多中国人也相信），他们的迅速富有，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而工业的高度发展，给全世界带来了高度的文明，所以，全人类都要对工业革命与后工业革命表示感恩。但大多数西方人就不想一想，如果工业产品真的那么好，拿来推销就可以了，何必要用枪炮来迫使亚洲、非洲、美洲人接受？如果商品交换真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价值单位的公平交易，西方人并没有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多几倍、几十倍的勤劳，怎么会迅速地积聚起多几倍、几十倍的财富？工业革命似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高楼林立，电网普覆，飞机凌空，人类登月；但同时带来了史无前例、积重难返的深刻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此消彼长的局部战争，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地球环境的迅速恶化，得失相比，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得与失，哪个的作用更长久的？我们留给未来，是文明成果，还是难以拔除的祸根？
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有两大基本特点：一，逐水草而生。二，无度消费。因为消费品主要是抢来的，用完了还可以再去抢；而且时刻可能上战场，不能保证明天还活着，故而，“今日有酒今日醉”、“一夜情”成了合理的思维、正常的情感。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於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这三不孝中，两条是有关家族事业的传承的，只有一条是有关养亲的。无后自不必说；“陷亲不义”，就可能招致毁家灭族之祸，所以也是大不孝。可见到孟子时代，“孝”经曾子等孔门弟子的阐释，“事亲”已经成为重要内容，但家族事业还是“孝”的第一要义。
父权突出会导致家长专制，强调“孝”的价值观，意在导向民主、和谐。孔子倡导“孝”，是利用农耕文化的重“家（族）”的观念，弘扬崇德文化，压抑崇力文化。虽然“以孝治”的理念在后来的政治话语中被阉割、被偷换，但因为它是对农耕民族的本质特性的提升，所以，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中传承不绝，成为聚族的最重要的凝固剂。
“义”的纽带作用也很强大，所谓“舍生取义”，人可以为“义”而去牺牲。但“义”一旦上升为伦理的最高价值，就不可避免的带有盲目性。春秋战国的许多作出可歌可泣的壮举的义士，如豫让、要离、专诸、荆轲、聂政等，究其动机，都是要报答某人对其的礼遇厚待，是出于私义，而非公义。在以游牧类型文化为基础的崇力文化的语境中，大力提倡“义”是必须的，有利于首领以笼络的手段来驱使人为其卖命。《韩非子》就向秦王建言，要以明奖罚的手段，使民“贵奋死”。从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崇德文化角度看，这种以功利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越高效，越强大，越义无反顾，对安居生活破坏越厉害、对亲情纽带伤害越严重。这就是《老子》说的：“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古老的民族都有祭祀，站在西方话语角度，以一神教为高级的精神信仰，认为祭祀是不开化民族原始、愚昧、低级的表现。但如果让他们看看中华民族的祭祀，在几千年前就达到怎样的文化高度，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该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我作如是想，就因为我在看到这些文献记载时，为自己对民族的历史的无知，长期以来鹦鹉学舌，感到惶恐不安。
假如让我和你辩论，你胜了我，我不能胜你，你真的就对了吗，我真的就错了吗?我胜了你，你不能胜我，我真的就对了吗，你真的错了吗?那些观点有的情况下是对的，有的情况下是错的?那些观点都是对的，那些观点都是错的?我和你相互之间并不能彻底弄明白。人本来就受到他自身观念的蒙蔽，那么，我们让谁来纠正呢?让与你意见相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你一致，怎么能指正呢?让与我看法相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我一致，怎么能指正呢?让与我和你意见都不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我和你都不同，怎么能指正呢?让与我和你的看法都相同的人来指正，既然与我和你都一样，怎么能指正?那么，我和你和别人全都不能相互透彻了解，还要守着那立场吗?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居住在达巷党的人说：“包容大气啊，孔子！广泛地教化而又不强制推行什么定式、教条。”孔子听到这话，对门人弟子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驾车的？射箭的？我是驾车的。（只管给射手创造射箭的良好条件，怎么能管射手怎么射箭呢？）”
从以上的简略对比就可以看出，之所以把西方崇力文化作为崇力文化的样本，还因为现代被称为“工业文化”或“后工业文化”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全盘继承并发展了历史上的游牧文化。
这里，还要简略地讨论一下“孝”的概念，这是《论语》等儒家经典中重点论述的一个概念，而“孝”的概念到了明确施政方针是“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就开始变味了。
举一反三，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物质文明的发展，多是这种“空调效应”。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按照今天对“孝”的理解，这一章就很费解。明明说“以孝治天下”，怎么不说“明王”怎么孝敬父母，恪守父道，却反复说天子要“不敢”得罪“小国之臣”，何况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贵族封爵；诸侯要“不敢”得罪“鳏寡”，何况士民；士大夫要“不敢”得罪臣妾（仆役），何况妻妾和儿子？怎么说天子“以孝治天下”的目标是“得万国之欢心”，诸侯以孝治国的目标是“得百姓之欢心”，士大夫以孝治家的目标是“得人之欢心”？
尸在祭祀仪式上地位最高，向他朝拜、献供的一般是他的父亲与母亲。仪式不仅像真的一样，而且相当隆重、相当庄严。尸在祭祀仪式上的举手投足，都有严格的规范，都要表现出崇高的气度。就是通过这样的仪式（对儿童来说，也是一种游戏），向孩童心里灌输进“个人是家族的一分子，是长链中的一个环节，个人价值由家族来定位”的观念。这也向主祭者昭示，他是一家（族）之长或一国之首领，但也只是延绵的家族传统中的一个环节，他的价值由家族的事业、家族的全体成员来给以定位。他当下是献祭人，将来就是受祭者，过去可能扮演过尸；如果他做得不好，家族灭亡了，他就不能受祭，丧失了全部的价值。所以，中国人终究把价值归结为历史价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诗，是积淀在中国人人格深层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人一般不会对这样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也所以，中国有这样奇怪的价值观：“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都是身后事，“死后原知万事空”，但偏偏中国人最重视的是身后名，有名，哪怕“遗臭万年”也好。当然这是愤激之言，真到了这一步，我想这么说的人，内心一定非常凄苦、绝望，但中国人能理解这样的价值观，不能不看到文化力量的厉害。
一，祭祀用品。
秦国的墨者唐姑果向秦惠王进谗言，排挤东方来的墨者谢子，说明“尚同”“尚贤”“兼爱”“非攻”这些共同的理想目标，终究不足以使墨者长久的紧密团结在一起。据说墨者到哪个诸侯国去当官，还要拿出一部分报酬提供给墨者团体，但从这个故事看，这条规定可能是名存实亡了，或者说，即使有这条“共产主义”性质的规定，还是抵御不了高官厚禄的诱惑，还免不了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秦惠王是公元前337－311年在位，属战国中期。其时，还是墨家的鼎盛时期，“徒属充满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但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以功利目的组织起来的团体，一定也会因为名利而内部争斗。从出现家庭这种社会基本单位之后，在人类的感情中，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才可能是无私的，其次可能无私的才是子女对父母之爱、夫妻之爱、兄弟姐妹之爱与知己、知音朋友之爱。所以，没有社会组织比家庭、家族的关系更为持久和牢固。
为什么这么说？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
与“上帝”概念不同的是，“天”不是全知全能的，“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因此，“天”的意志就是自然规律的体现，对“天”的崇拜不是对偶像（权威）的崇拜。
产生这种心态，不是什么血统里带来的尚武基因所决定的，也不是什么民族劣根性，而是文化的积淀、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的包袱。欧洲历史上以游牧、殖民、商旅为营生的民族，原来所处地域的自然条件都是比较差的，农耕与畜牧发展不起来，只能离乡背井，向外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
上海还是移民城市，而且新一轮的移民潮可能不亚于上一轮的移民潮。因为，虽然从移民与原住民的比例来说可能还没超过，但从移民占据的位置来说，则应该已经超过了。上海已经流传这样的话：内环线以内说外国话，中环线以内说普通话，外环线内外说上海话。这说明在收入丰厚的写字楼（这是老上海话）里，多的是“新上海人”。但“新上海人”虽然身居要津，却主动地要向“上海”皈依，以“上海人”为荣，也有学说上海话的积极性，说明这种文化认同，是出于定居文化的需要，而定居文化是一种以亲情为纽带的文化。
按西方的宗教观，构成宗教的三大要素：偶像崇拜、教义、仪规，其中偶像是区分本教与异教的标志，教义和仪规是区分教内各派的标准，因此，偶像是最重要的要素。
我对基督教教义了解不多，但就我接触到的基督教经典和文献，好像并没有从反偶像崇拜的角度来宣传基督教是正道的。我只见到基督教的书籍说要信上帝，不能信别的神，不能信假先知，更不能信魔鬼撒旦，信上帝就是偶像崇拜。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教不是说只有一个神，天国里除了上帝，还有耶稣，还有圣母玛利亚，还有死后进天堂的使徒、圣徒，还有许多天使与天使长，他们都不是人，更不是魔鬼，也不是在地狱、炼狱里受苦的灵魂，只剩下以“神”来称呼他们了。说一神教，就是只崇拜上帝，不要去崇拜其他的神，至少不能让对其他的神的崇拜超过对上帝的崇拜。这个受崇拜的唯一的神，就是“偶像”。因为我们称之为“偶像崇拜”的崇拜，是一种绝对的崇拜，一种毋庸置疑的崇拜。把“偶像崇拜”理解为对泥塑木雕的神像的顶礼膜拜，是偷换概念。这也许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传教话语。因为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的理念，正是由老孔庄建立起来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观就是反偶像崇拜的。也许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相信，这么说，能够打动中国人的心。
还以消暑为例，过去的送风的思路，室内的阴凉不是以室外的升温为代价的，室内风多了，人体散热快了，不会造成室外风小了，行人感觉热了，因此，以电扇代替人摇的扇子，尽管也要消耗电能，但这种技术进步是利大于弊的，是接近自然的（利用了空气流动产生风，在有风的条件下散热快的自然原理），故而是可取的。而空调，则是以室外大环境的升温为代价来造成室内小环境的阴凉，以牺牲大环境来成就小环境，从整体来看，是弊大于利，是反自然的，因而是不可取的。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以人力来消暑，而是怎么以人力来消暑。自己求凉快，但不能以让别人更热为代价。
从这样的教化理念出发，所以《老子》说：
《孟子·离娄上》中有句很著名的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东汉赵岐注：“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随举个身边的例子。写以下文字的此刻（2009年7月15日）已入伏，上海早在一个月前出现摄氏30°以上的高温天，６月２０日气温高达37.9°，超过体温。但我坐在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一点不出汗，轻松愉快地坐在电脑前敲键盘。应该说，我是充分享受着工业与后工业的文明成果，或者说，工业与后工业的发明成果，大大改善了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但是，我记得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上海大多数家庭是没有空调的，何况大商场与办公室。但上海人并没有感到三伏天就没法活。我居住了三十多年的老家，临街的石库门房子的二楼，朝南只有１平方米多一点的窗，大多数的夏日，觉得凉风习习，晚上睡觉，大人还要叮嘱肚子上搭一角薄被，有时还要关掉一扇窗。半夜醒来，不是热醒的，而是被臭虫咬醒的。在六七十年代以前，家里有华生台扇的是资产阶级，至少是小资产阶级中的高级职员。我在1982年结婚时装了舒乐吊扇，虽然是通过熟人买的优惠价，还是很夺邻居眼球的奢侈品。现在享受空调，在家里当然比自然风要凉快，但出门就寸步难行了。固然有全球变暖的因素，但在上海，更多的是空调机造成的热效应。那么多的空调机把室内的热气排到室外，室外的温度不能不升高若干度。室内的凉是以室外的热为代价的，对不装空调的人家来说，如今上海的热天就非常难熬了。这些人家就以攒钱去买一台空调为生活目标，因为空调已不是生活的奢侈品，而成为必需品。随着装空调的人家和公共场所越来越多，空调机的功率越来越大，上海的室内外温差也越来越大，上海的夏天必定以领先全球变暖的速度“跑赢大盘”。而“室内外温差加大”的“物质文明成果”，是以能源的越来越多的消耗与地球气候的变暖为代价的。
“天”的概念类似于“上帝”的概念之处，一是高于人格神，二是抽象的、不具象，三是它有意志，有“天命”、“天意”、“天谴”等。因此，对“天”的崇拜，不是原始的对神秘的自然力量的崇拜。
据《史记》，商朝共30代君主，传位29次，传弟或侄有17次，传子只有12次。而周朝由于周公的以身作则，共37代君主，传位36次，传弟或姪只有7次，而西周只有2次，可见“传子不传弟”，是宗法制区别于世袭制的最重要的原则。
因此，崇德文化的教化，是帮助民众以适合他们天性的方式去生存、发展。
因此，春秋时代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传子不传弟”原则的普遍实行，父权突出，遮蔽了家族观念，也强化了私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对立。孔子通过强调“孝”的价值由家族与社会给予评价，将“孝”从自发的亲情提升为社会的伦理。
因此，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是集体无意识，不是“公平交易”“诚信为本”“童叟无欺”“和气生财”的商人的思维方式，而是“弱肉强食”“唯我独尊”“不择手段”“无限扩张”的武士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武士的思维方式里，以市场为战场、视商贸为商战，是十分自然的。看到他国的经济繁荣、实力增强，就视为“威胁”，也是十分自然的。有人改流行歌曲歌词：“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我就受不了，所有烦恼在我身边围绕”，活画了这种心态。
然而，把“无后”仅仅理解为“不娶无子”，是过于狭隘了，尽管孟子提出“无后为大”，是为舜“不告而娶”辩护。但对一般的士大夫来说，“不娶无子”也是特例，何况侯王。所以，“无后”应该是指没有培养好合格的接班人。孔子说：“君子也者，人之成（盛）名也。百姓归之名，谓之君子之子，是使其亲为君子也，是为成其亲之名也已！”孔子认为，在小康社会，“君子”是一个人的最高的名誉。如果一个贵族、士大夫德行好，百姓给他很高的荣誉，说他是“君子的儿子”，那就是推崇他的父亲为“君子”，这就是成就他的父亲的名誉。孔子的话反过来理解，如果没有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使家族事业终止，这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就是往祖宗的脸上抹黑，就是最大的不孝。所以，孔子又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有“孝”心，不仅能维护家族的事业，还能增添家族的荣誉。这样，家族利益就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了。私家和公家就不是对立的，“孝”就是从社会角度，给予家族亲情的价值评价。
因此，老子说：“成功遂事，而百姓皆谓我自然。”“成功遂事”还在其次，首要的是“百姓皆谓我自然”，让百姓感到这些事功，正是他们自己想干的，是顺应了他们的天性、顺遂了他们的心愿的。
有个很明显的例证，可以说明“孝”的本义的反专制的性质。从秦开始，在祭祀大礼中就取消了尸。因为皇帝至高无上，怎么可以在重大的典礼上向尸朝拜、献祭呢？汉代“拨乱反正”，废除了很多秦的“败俗”，但尸的制度就是不改回来。因为汉高祖“命叔孙通制礼仪”的目的，首先是“以正君臣之位”，所以，初步的礼仪朝规制订出来，汉高祖很高兴，感叹说：“吾乃今日知为天子之贵也！”尝到了当皇帝的好滋味，喜听“山呼万岁”声，怎还肯折腰拜尸主？
中华民族的宗教观，加上印度佛教，可称之为东方的宗教观，就是建立在反偶像崇拜的基础上的。凡宗教都有崇拜，但东方的宗教观，不是对某个权威、偶像（如上帝）的绝对崇拜，而是对道德精神的信仰、崇拜，因此是一种理性的信仰、崇拜。
农耕文化使社会生活稳定、持久，是由保持家庭、家族的传统来实现的。或者说，家庭、家族在这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家庭、家族是农耕社会的基础。
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中，“超我”代表“善”，“本我”中与“超我”相对的部分——“情结”代表“恶”。《荀子》中“礼”代表“善”，“性”代表“恶”。“善”以权威的形态出现，对“恶”采取强制的手段。
《圣经》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西方唯物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其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上帝。反正，在西方宗教观里，上帝还是具象的，并不是高度抽象的，与偶像有摆脱不了的联系。而在中国人的宗教观里，“天”是高度抽象的，是一种理性精神、自然规律的体现。到《老子》，认为“天”的抽象程度还不够高，又提出了“道”（先天地生，为“天地母”的宇宙最大生命体）、“恒”（宇宙的本源本体）的概念，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恒）”。到庄子时代，“恒”与“道”合而为一，“道”成为中国人观念中的宇宙本源本体，直至现在。（对“道”、“恒”概念的详细论述，请看《还吾老子》。）中华民族的宗教观与西方的宗教观，在崇拜对象上有这样的分别，从社会存在角度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类型文化的分别所决定的。从思维方式上说，是生命哲学与制造哲学的分别所决定的。这在以后详论。这里要说的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宗教观是基于理性崇拜而不是偶像崇拜，所以，当祭祀这种维系传统的方式开始流于形式、开始变味后，以历史理性来替代宗教仪礼的话语，就顺理成章地走到了前台。
荀子可以说是最早对崇力文化、君本主义作理论阐述的人。所以，他的思路正好与崇德文化、民本主义的理论相反。一样倡“礼义”，孔子是主张在顺应民意、顺应天性的基础上，用文化手段来调节、规范人的行为（详见拙著《孔子原来这么说·两条礼教路线》）。如果以“有利于社会化生活的言行”来定义“善”，以“有害于社会化生活的言行”来定义“恶”，那么，“善”就天然地在民众这一边，这就是话语上的“民本”——民本主义。老子、孔子、庄子就是这样来定义、推理的。这就是崇德文化。崇德文化，就是从民本的立场出发来定义统治者的“善”。
尽管这段话中的“善”是指“高效”，“恶”是指“遭厌恶”，与“性善”“性恶”中的“善”“恶”有所不同，但后者是从前者引申、转义而来，概念之间是有联系的。崇德文化的教化，不是要把万物统一到一个生存模式上来，哪怕这个模式非常好。《庄子》中就反复讲这个道理。《养生主》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