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特人似乎也是西徐亚人与日耳曼人的后裔，但是同萨尔马希亚人相比，其亚洲人的血统要少一些。他们被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一部分称为东哥特人，占据了第聂伯河和顿河之间的大草原地区，其军队主要是骑兵；另一部分称为西哥特人，其军队的组成形式是兵团，由骑兵和步兵渴合组成，而步兵占据统治地位。像他们的兄弟民族赫鲁利人一样，哥特人也逐渐变为一个海上民族，而且他们大多数对罗马的毁灭性袭击是从黑海和爱琴海实施的：日耳曼北部的撒克逊人也是一个海上民族，他们经常对不列颠和高卢的海岸进行袭击。日耳曼民族最值得注意的军事改革可能是哥特人的运货马车。当他们大规模迁移或是作战时，都是用巨大的马车运输来机动的。每到
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一位声名显赫的军事作家弗拉维亚斯韦格蒂乌斯利那图斯，撰写了一本全面反映罗马军事理论发展概况的书籍《军事教令》。韦格蒂乌斯的这本著作创作于瓦伦提尼安二世统治期，大约在383392年之间，当时阿德里安堡会战已经结束。韦格蒂乌斯并非伟大的军事将领，在他的著作中几乎没有什么军事实践经验。他只是一个军事历史学者，并且相信通过恢复罗马早期的战术原则和作战理论，能够使罗马重现昔日的辉煌。他提出的恢复罗马帝国组织和原则的建议，在4世纪后期那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他错误地低估了经过改进的投射性武器以及军队组织和骑兵装备的发展对军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韦格蒂乌斯的著作在当时以及在后一个世纪，对罗马以及东罗马军队，实际上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然而，在中世纪他的著作却成了军事人员的主要参考书。其原因：一是因为在当时封闭的西欧封建社会里，可用来对军人进行教育的比较完整、系统的著作，只有这一本；二是因为他有关当时骑兵战术发展的论述，很适合中世纪欧洲粗糙的军事理论的口昧。几乎在一千年以后，韦格蒂乌斯的著作甚至变得更为实用。那时，由于弓弩和长弓广泛应用于战场，步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并对骑兵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骑兵自身又由于所穿的盔甲过重，限制了其冲击能力，这最终导致了步兵的复兴。在14世纪，《军事教令》这本著作真正成为西方世界军队的教令了。
这个时期出现了世界历
可以说，早在卡雷会战时，就已经充分显示出骑兵在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到阿德里安堡会战时，骑兵在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则达到了顶峰。古罗马发展骑兵，特别是将骑兵运用于突击行动，最主要的剌激因素是来自亚洲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带马镫的马鞍问世了。在发明马镫之前，骑兵是坐在垫毯和鞍毯上，甚至没有马鞍而骑在马的光脊背上，从头顶来挥刺长矛的。马锻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虽已无从查考，但印度人早在公元前1世纪就己使用马键的事实毋庸置疑。马锺的应用使士兵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这种力量由于马和骑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敌人。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都发现，使用重型长矛和剑的骑兵并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国和中亚人长时间来有效使用着的轻重弓箭骑兵。这两种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弓箭骑兵先把敌人围住，为长矛兵的冲锋作好准备。长矛兵的进攻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保持密集队形，这样，就更容易受弓箭骑兵的袭击。因此，从古罗马的后期开始，弓箭在欧洲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就罗马一方来说，阿德里安堡一战的失败意味着军团步兵作为进攻性作战体制基础的时代已告结束。从此，由弓箭骑兵和长矛骑兵组成的重骑兵取代了军团步兵，成为罗马军队的主力。
（本章完）
在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作战时，贝利萨留主要依靠骑兵，他的骑兵包括三种基本类型：罗马重骑兵大队；由匈奴为主体组成的轻骑兵大队；以及并不很重要、也不太可靠的由哥特人、赫鲁利人或伦巴第人组成的使用长矛的重骑兵。只有在同其他兵种协同、并通过进行合理的任务分工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情况下，亚洲的轻骑兵才能在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罗马人和中国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种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轻骑兵战斗效能的发挥。他们只能向有牧场的方向机动，而且，因为他们常常同庞大的武器装备运输纵队一起行进，因此他们的推进速度受到那些运输马匹的限制。由于缺乏马匹需要的饲料，他们不能够在冬季进行有效的作战。又由于他们只能够生活在有牧草的乡村，加上马匹数量太多，需要大量的草料，因此他们从来不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也就根本不考虑军事战略的要求。亚洲的轻骑兵在作战中总是避免向组织良好的敌人实施正面冲击。如果远距离用弓箭对敌进行袭扰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匈奴及其他的一些兄弟民族骑兵有时就会向前接近，用剑和套索消灭敌人。
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日耳曼民族的无比凶猛和强悍并不能完全战胜罗马的技巧、纪律和组织。3世纪中叶，罗马内部混乱加剧，叛变违约事件时有发生，几乎断送他们自己的帝国。此时，这些蛮族人的存在对罗马构成了威胁。也是从那时起，蛮族变得更加罗马化，而且能够在自信心和取得的一些成就上同罗马竞争。尽管如此，而且他们在阿德里安堡会战中还取得了胜利，但是条顿人既不能从罗马兵团的手中夺取城市，也不能将罗马人从帝国的疆土内驱赶出去只有达西亚地区（大部分在今罗马尼亚，一部分在今匈牙利编者注）和后来的不列颠例外。在那里，罗马行政管理上的问题多于军事上的问题。日耳曼人没有推翻罗马帝国，他们只是在古罗马消亡时占据了这个帝国的西部领土。蛮族人的军事理论或战术没有典型的模式。日耳曼西北地区的法兰克人实质上是一个兵种，即步兵，尽管他们在作战中也使用了一些骑兵；日耳曼地区南部的阿勒曼尼人（又称阿勒曼人），像远东的夸地人一样，其军队主要是骑兵，但是在他们的山地部队中也有一些轻步兵；萨尔马希亚人的军队也是骑兵，其组成模式更具有亚洲地区的特点，他们可能是西徐亚人与日耳曼人的混血儿，与远厥族的阿兰人有着密切关系。
晚上，他们将这种马车围成一个圆圈，组成一个有效的壁垒。这种壁垒不但可以用作在危险环境中的防御堡垒，而且也可以用作进攻（和掠夺）前的准备基地。这些日耳曼人在行军时，总是同这些马车在一起，作为一个活动的堡垒。这种马车是他们自己独创的，还是从亚洲继承过来的，或者是根据罗马的样式改装而成？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清楚。这一时期以后，蛮族人在罗马军队中的作用不断增大。君士坦丁非常重视使用这些蛮族人，给予他们权力，让他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在这方面，蛮族人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他自己的民族。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尤里安统治期，而到狄奥多西时期达到了顶峰。此时，这些蛮族人已经同整个帝国联系在一起，很明显，他们已经成为军队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帝国中大部分军事将领也来自于蛮族人。
下面从一种典型的古罗马攻城作战体制的概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古代攻城作战的清晰画面：一、罗马军队进入作战区域，必先安扎设防的兵营，同时也是攻城作战的基地。二、总指挥官在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协助下，首先对敌城堡防御设施及周围地域实施全面侦察，查清当地的术材、石料、牲畜、食物、饲料等资源状况，作为全面估计形势的基础。三、一旦作出攻城决策，即令部队的一部分封锁敌城堡防御设施，其余部队着手搜集构筑工事和攻城机械所需的材料。四、制成移动防护板和移动廊房，架好攻城机械的支架。五、沿攻城阵地的周围建立一条防护障碍带，这样原先孤立的攻城确堡就由一条围城工事连接起来，从而对守城部队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项工作是与第三、四个步骤同时进行的。另外，有时还要修筑一条面向城外的壁垒，以对付守城部队援兵的进攻和袭击。皑撒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构筑这种双重防御墙。六、由移动防护板、移动廊房和堡垒等形成了一整套有护盖的野外防御工事，通常在几个不同地点同时向城墙移动。他们逐步推进到坑道口、地下通道和前方攻城机械的阵地。不久，攻城机械开始骚扰守城部队和居民。这时双方开始连续使用轻、重型武器，弹射器、抛石机及其他各种类似的武器袭击对方。七、在移动防护板的掩护下，从离敌城的防御壁垒较远的位置起，开始修筑阶梯式平台，类似于亚历山大在加沙所筑的那种平台，每隔一段升高一级，逐步向城墙延伸。八、通常在土台上构筑几座能够俯视城墙的塔架，再将这些塔架放置在相当大的圆木上，然后逐步推至城墙。塔架的底部由步兵部队警惕地守卫，他们各自用盾保护自己免受守城部队的破坏性袭击。九、如果城堡或要塞的周围开掘有护城河，那么在构筑攻城平台的前方以及想要打开突破口的那一段河道，通常要用土将它填平。十、最后突击。通常是在城墙上的突破口打开后开始冲击，有时攻城部队也在没有突破口的情况下实施攻击。他们移动塔架或云梯，或用升降吊箱，或同时使用几种手段，强行登上城墙的壁垒。有时则通过地道将一支先遣部队秘密送至城内，然后打开城门，或者在里面袭击守城部队。在攻城突击阶段，古罗马士兵曾有过一项创举，即将许多士兵的盾联成一片，举在头顶，形成龟甲形的防护物，在它的掩护下，可将一个步兵中队推到城墙脚下。公元200400年间之战术。
5世纪，东西罗马帝国越来越多地使用蛮族的雇佣兵。这些雇佣兵有时同正规的部队混在一起，但更多的时候是单独成立一个支队，由蛮族的将领直接指挥。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必然优先录取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的士兵。因此，来自于亚洲血统部落的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和保加尔人等均被编为弓箭轻骑兵，而居住在多瑞河和黑海之间平原地区的日耳曼部落，其中主要是哥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格庇迪人和伦巴第人则编人了重骑兵部队，他们在作战中主要是使用长枪或长矛实施突击。尽管在军队的步兵中也有一些蛮族士兵，如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但东罗马军队的步兵主要来自于本国的各省，特别是安纳托利亚行省。在西罗马，来自于罗马各行省的士兵所占比例很少，而在来自于本国的士兵中，高卢人又占了绝大部分。因此，西罗马的步兵同骑兵一样，都是从蛮族中招募，其步兵主要是来自于法兰克人和勃良第人。罗马帝国崩溃的教训，毫无疑问地提醒了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与其继任者芝诺，需要不断减少对同盟国的依赖。他们不遗余力地开始组建一支完全由在国境线以内的民族组成的军队。在东罗马军队中，特别是伊索里亚人开始取代国外的蛮族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到君士坦丁时期，由本国公民组成的职业兵部队，与来自国境线以外的由蛮族组成的部队，规模大体相等。骑兵战术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十年中，同匈奴弓箭兵和波斯军队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对罗马骑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初，罗马军队主要使用轻骑兵，它同蛮族组成的雇佣骑兵相比，只不过组织得较好、纪律性较强而已。后来，罗马骑兵逐步披上了重型铠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武器。到6世纪初，便出现了所谓的了亘骑兵。它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可靠的一支部队，这种重弓箭骑兵将兵器威力、纪律性、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古罗马军团之后的又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通过378年的阿德里安堡会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军事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第一，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受到日耳曼民族的挑战，开始崩溃；第二，步兵的地位和作用下降，骑兵成为战场上的主力，这是军事历史上最重要的战术之一。和前面一个时期一样，这个时期在最高层次上没有出现真正伟大的领袖人物，但在罗马有几位还是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像罗马帝国的克劳狄二世、奥勒良普洛巴斯和尤里安，但是他们都在有机会成为最伟大的领袖人物之前死去；其他一些能力出众的将军是：罗马的卡鲁斯、君士坦丁和狄奥多西（即狄奥多西大帝），罗马民族的斯提利科，阿拉伯的伍德奈斯，中国的司马炎，波斯的阿塔薛西斯和沙普尔一世，可能还应当算上印度的萨姆陀罗复多。
公元400600年间的战术。
在中世纪的早期真正突出的将军是贝利萨留。除他之外，这一时期军事将领的素质普遍下降。贝利萨留甚至可以同历史上其他伟大的军事将领相提并论，纳尔塞斯在合成军队的运用方面有着很高的技巧。尽管他比贝利萨留年长将近30岁，但毫无疑问，他的指挥技巧是从贝利萨留那里学来的；斯提利科，也许还应当算上艾堤亚斯，在罗马的传说中也都是优秀的军事家，他们在指挥技巧、胆略、领导艺术，以及在战斗中有效地控制步兵和骑兵的行动，使他们形成一个统一协调的整体的个人能力方面，都远远地超过同时代的其他人和他们的对手。前面所提及的四位将领，明显超过阿堤拉。阿堤拉在轻骑兵的使用方面，也算是一个卓越的战术家和出色的军事将领，但是在后来同蒙古人、土耳其人、聪辑人和阿拉伯人的骑兵部队进行的一些重大作战中，他几乎从没有取胜；阿拉里克、奥杜塞、盖塞里克、狄奥多里克和克洛维，在精力、计谋和领导者的魅力诸方面都超过了他们的对于；维蒂格斯和托堤拉在能力方面也许能同这五位中的任何一位相比，所不幸的是他们遇上了像贝利萨留和纳尔塞斯这样的对手。
史上最大的转折点之一：已经分裂的罗马帝国，其西部不断衰落，直至消亡，这最终导致了东罗马帝国成为西方文明的唯一保护神。古老帝国的衰落，与军事领袖人物素质的下降是相伴相随的。这一时期的领袖人物缺乏独创性和灵活性，对作为国家政治于段的战争缺乏系统的研究。西方世界的崩愤，宣告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对军队的运用更加频繁，战争手段更加残暴，但通过这些作战很少能看出军事将领的灵感和智慧的火花。东罗马帝国有点例外。即使如此，它的国家政策和军事战略，在本质上仍然是建立在消极防御的基础之上，只是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出现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必期望在军事上有什么新的发展。其主要的军事概况是，在前一时期已经占据战场统治地位的骑兵，这时显得更为重要。这时期我们称之为中世纪开始。
骑兵战术除了印度以外，在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中，骑兵在很早以前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亚洲的骑兵在同希腊、马其顿和罗马训练有素的步兵作战时，还从来没有做到屡战屡胜。然而，这时有许多因素促使骑兵在欧洲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阿德里安堡会战，证明了骑兵在欧洲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同其在亚洲战争中的一样，都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力量。
罗马在使用多兵种进行联合作战时，从来没有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那样娴熟和协调。现在他们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其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与此同时，投射式兵器（弹射器、弹弩和抛石机等）的扩大应用，使步兵的队形逐步趋向于又长又窄，更容易被骑兵冲击所突破，也减少了步兵自刃战的机会。从本质上来说，人们都想通过广泛的战场机动来赢得战争的胜利，并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冒险和损失。在这方面，安息人在卡雷会战中所使用的战术，给罗马上了生动的一堂课。此外，由于古罗马军队的纪律正在缓慢而又明显地松懈，军团士兵更难抵挡敌人骑兵的冲锋突击。最后，由于蛮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蛮族骑兵压境，罗马人需大大加强其漫长的边界防卫，不得不逐步削减军团重步兵的力量，而扩大骑兵和轻步兵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