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琴声让整个现场安静下来，人们表情神圣，就好像这琴声让他们产生了未来已交付到了他们手中的幻觉。天安吹完口琴，现场的学生把他当成一个英雄那样抬起来欢呼。天安的目光里有了久违的自信。
那天晚上，她的心里第一次涌出失去儿子的痛感，她相信儿子已不在人世。然而要一个母亲毫无证据地完全相信儿子去世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依旧存在着幻想和侥幸。她需要自我欺骗。她想起当年刘世军也是失踪了近两年才回来的，这世上总是有奇迹的。
杨小翼最初以为，人群最终会散去，人人各归其所，结束短暂的自由和快乐。没想到的是事件旷日持久地持续下去。由于学生集会持续时间过长，现场开始有了一种焦躁冒进的氛围。杨小翼开始对这个僵持不下的集会有了不安。在相对安静的气氛中，她觉得危险正在降临。一次杨小翼去现场，看到她的一位男同事在和同学们对话，他在劝学生们回家。他说，我们的国家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大的方向没有错，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慢慢解决，一个国家不可能一夕变得完美无缺。他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现在你们这样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他的演说受到学生的起哄，他没讲多久，就被学生轰了下来。
最美丽的好地方。
“你骗我，你说吧，我受得了。”她挺直身子，像是做好某种迎战的准备。
杨小翼了解尹南方，要是情况不紧急，他是不会打电话来的，他不是一惊一乍的人。天刚亮，她就直奔现场。她在西单下车，沿长安街朝现场走去。一路上，她看到一些学生围着几辆军车。军车上面都是军人。军人相当克制，安静地坐在那里，沉默以对。老实说，在当时的气氛下，杨小翼即使看到了军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危险。一直以来，党教育人民，军队和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军队是用来保护人民的，“军民鱼水情”。军队的克制也符合党的一贯教育，似乎也符合杨小翼对事态的判断。只是长安街上高音喇叭发布的要求学生和市民不要阻挠军车及要求学生马上离开现场的通告，似乎透露出不同寻常的气氛。
当天晚上，果然有了行动，驻守在纪念碑四周的学生和市民被军队清理，离开了现场。
杨小翼想到了夏津博。那时候，夏津博已在比利士布鲁塞尔做外交官了，杨小翼希望夏津博能帮忙打听一下。布鲁塞尔是欧共体的首都，也许夏津博有办法找到他们。夏津博在接到她的电话后，爽快地说，没问题，他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让她放心。
“是他杀了我的儿子。”她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再也不会原谅他了。”
依旧没有儿子的消息。很多个夜晚，杨小翼做着同一个梦。她梦见儿子站在永城的街头，一个十字路口，她的母亲牵着他的手，这时候，将军的吉普车像是失去了控制，撞向他们。天安被撞得飞了起来。她看到儿子在向下坠落，她跑过去想接住他，可这时，儿子和母亲消失了，吉普车已开走，整个大街空荡荡的，只留下她孤独一人。她从梦中醒来，早已泪湿衣襟。
她尽量让自己放松，问他最近生意做得怎么样？尹南方说，他最近对古董感兴趣，他在收集古董。他指了指饭店大厅里的一只巨大的瓷器，内行地说，那玩意儿虽然还没多少年头，但因为是景德镇烧制的，也很值钱。
“没有啊。”尹南方低垂着头，好像在回避什么。
亲爱的随我前往。
沫浴着友爱与恬静。
那天，杨小翼一整天都在现场及附近街道奔波。可是，她没找到伍思岷和天安。现场依旧聚集着很多人，只是杨小翼平时熟悉的新闻人物一下子少了。她不知道伍思岷和伍天安去哪里了。
回来的路上，杨小翼百感交集。她从前一直等着这一天，等着这个叫“父亲”的男人的召见，等了足足四十八年，而她却如此坚决、如此轻而易举地拒绝了他。她发现即使做出如此决绝的举动，她依旧是一个失败者，输得一无所有。她想起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将军，他的衰老和孤独让她心痛。她是多么矛盾，竟然对拒绝他还是有些歉疚。尹南方说得对，他走出这一步不容易。
令杨小翼没有想到的是，后来竟然是那次集会治愈了天安的创伤。那年春天，当学生们集会时，伍思岷带着天安前去观看。伍思岷曾经对杨小翼说过，他开始只是想去现场看热闹的，后来实在忍不住，就跳上去做了一次演讲。当他听到现场的人们对他的演讲热烈回应时，他又有了做英雄的幻觉，觉得自己一言九鼎，凭三寸之舌可以治理江山。于是他又像当年那样一头扎入到这次集会中去。
第二天，北京的气氛前所未有的紧张。杨小翼听说了伍思岷等人被政府通缉的消息。有人告诉她，伍思岷带着天安逃了，但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那几天，她几乎不睡觉，天天等着他们回家来。她希望他们给她一个电话。有一天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当她接起来时，对方没有任何声音。她对着电话叫喊，天安，是你吗？天安，你快回家啊。对方不吭一声搁下了电话。她多方打听他们的行踪，其中也求助于尹南方，一无消息。他们应该还没被抓起来，要是被抓尹南方一定会知道。
那些日子，她对这世界充满了怨恨，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让她一无所有？她还无端地认定天安的失踪将军要负责任，他必须为他所代表的那一方负责，至少他在精神上同这一切息息有关。
关于伍思岷和儿子究竟在哪个国家说法不一。有人说，他们在美国，也有人说他们在欧洲的某个国家。
可是夏津博一直没有给她答复。有好几次，杨小翼想打电话催问这事，但转念又想，夏津博一定没有找到他们，否则凭夏津博的热情，不会拖这么久。她开始有了不祥的预感，也许伍思岷和天安不在人世了。
她在这样的焦虑和担心中过了一个月，他们依旧不见踪影。伍思岷和天安在她的生活中消失了。
当然同伍思岷比，天安只不过是个没有头脑的盲目的跟从者。那些日子伍思岷表现得比谁都兴奋，这个老红卫兵，对于这样的集会总会产生一种本能的热情，就好像戒毒多年的人，他的血液依旧对毒品有着强烈的亲近感。
在现场的所有言论中，虽然触碰到了存在的荒诞和悖谬，提出了反贪污、要民主的口号，但依旧有着这样显而易见的前提：党是正确的，祖国是伟大的，人民是善良而勤劳的。而这些观念更加深了这种嘉年华会的感觉。因为党、祖国和人民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大家一起狂欢。
搁下电话有好长一段时间，她的思维处于空白状态。她意识到刚才听到的是一个最坏的消息。这个消息比不知道伍思岷在哪里更坏。如果不知道，还可以想象他们父子是在一起的，相互有个照应。可他们居然不在一起。那意味着什么？天安是个连自己都照顾不了的孩子啊。
“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决定了再告诉我。”
“我明白了。”尹南方不再说什么。
后来，他问起她的研究情况，问最近有什么文章？还说，她发表在香港的那篇文章刘伯伯很不高兴，他特意写信向老爷子道歉。老爷子倒是没有什么不悦，镇静得很。杨小翼不明白尹南方为什么说起这些，想分散她的注意力？自尹南方受伤以来，他可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人。她越来越觉得不对头，打断了他：
“可是老实说，我至今都不相信他会做叛徒，不过，革命从来是血腥的。”刘伯伯强调。
八一建军节那一天，杨小翼终于接到了夏津博的电话。夏津博告诉她，他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在找，没有找到他们，但可以确定的是伍思岷确实到了欧洲，最初到了英国，后去了欧洲大陆，但不清楚在哪个国家，总之，似乎销声匿迹了。她问伍天安是否和他父亲在一块？夏津博支吾了一会儿，说，好像只有伍思岷一个人。
刘伯伯说，在将军来南京前，是那个消失的人领导着他们。有一些段日子，这人和将军的关系一直不好，意见经常相左。但将军慢慢征服了他，只要和将军有交往的人，那么就是仇人最后也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为他舍命也在所不惜。
乘着那歌声的翅膀。
杨小翼去现场看望天安，在她接触中的学生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这种嘉年华会的感觉，一种在人群中的浪漫情怀，一种不受束缚受人注目的光荣之感。杨小翼认识到这种感觉来日已久，并不新鲜，它和革命息息相关，是革命特有的浪漫和爱意的延续。
那段日子，杨小翼非常关注新闻，几乎每天守着电视。有一天，她在电视上看到天安在现场上吹口琴。是那把铜皮口琴。天安吹奏的曲子是《乘着歌声的翅膀》，他的脸上挂着无邪而烂漫的笑意。
她摇摇头，说：“太晚了，我都老了，我现在已不需要一个父亲了，已经没有必要了。”
“所以，我不相信他是叛徒。”刘伯伯说。
后来，开始有了伍思岷和天安的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说，伍思岷和天安躲避在南方一个少数民族居住区；有人说，他们已去了国外；还有人说，他们在边远山区遇到了强盗，已死于非命。在这些说法中，杨小翼倾向于相信他们已去了国外。因为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去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有些参与集会的人出逃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默许。这些人留在中国，对政府而言反而是一个烫手山芋。
她是怀着将要承受巨大打击的心情去的。那天，他们约定在北京饭店大堂的酒吧见面。杨小翼进去时，尹南方已坐在那儿。她仔细观察他的表情，想见出端倪。尹南方的脸上还是惯常的冷漠，严肃中带着一股骄横劲儿，好像这世上什么都看不上，什么都在他的操控之中。
尹南方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他说：“老爷子年纪大了，他走出这一步不容易。”
九月的某一天，杨小翼突然接到尹南方的电话。尹南方说，有事情找她，想和她见一面。她当时心沉了一下，猜测他见她可能和天安有关。他是不是有了天安的消息呢？但她不敢问出来，怕得到不好的消息。她确信那是不好的消息，她不敢面对这样残忍的事情。
“南方，是不是有了天安的消息？”
她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她甚至想到了儿子会自杀。在他失恋的痛苦阶段，她就有这样的担心。表面上看，那次集会把他治愈了，可真的这么容易治愈吗？也许这是他蓄谋已久的行动。
她把文章寄给香港的一家刊物。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外界的议论和猜测。她想，外界总是喜欢用政治的角度解读其中的意涵和政治风向，其实她所写的一切只同她个人的遭遇有关。如此而已。
“真的没有天安的消息。”他瞥了她一眼。
但令杨小翼奇怪的是，他们怎么会不给她任何消息呢？他们难道不知道她有多么担心吗？她十分怨恨伍思岷，他带走了她的儿子，他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他怎么忍心让一个母亲受这么大的苦。她甚至想，如果有一天碰到伍思岷，她会杀了他。
杨小翼当时有很强烈的弑父冲动。她写这文章的心情类似于牛虻对待蒙太里尼神父。牛虻在偷运军货被抓入狱，蒙太里尼去看他，牛虻终于找到了机会审判他。她写这文章时，就是怀着嘲弄和审判夹杂的心情，私自闯入将军的个人痛处，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革命者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们回归到日常生活，让他们在吃喝拉撒中展现人的本来面目。
……
憧憬着幸福的梦。
杨小翼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她担心他们是不是在现场出了事，但来自尹南方的消息，那天晚上，现场没有死一个人，现场的学生是和平撤离的。她相信尹南方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不会掺假，他没有这个必要。在别的路段所死的人中也没有伍天安和伍思岷的名字。尹南方告诉她，你放心吧，他们还活着。
就是在那些日子，杨小翼开始写作有关将军历史的研究文章。为此她专程去看望了刘伯伯。那时候，刘伯伯已调往省城。她详细询问了他和将军认识的过程以及他眼中将军的人格特性。刘伯伯大概以为她是想多了解父亲，所以，那一次他说得非常详尽。刘伯伯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叙述的，其中当然隐含着刘伯伯的价值判断。她要做的就是把刘伯伯赋予的价值除去，还原那个基本事实。有一件事情杨小翼印象深刻。将军在南京做工人运动时，他身边的人经常不明不白消失。当又一位同志消失后，刘伯伯曾问过将军，某某同志去了哪儿？将军说，他背叛了革命。原来这些消失的人都是因为背叛了革命。
“不，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不会去见他。你告诉他，我这辈子不会去见他。”
“那你找我什么事？想和我谈古董？谈历史？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知识分子了？你不是看不起知识分子吗？”
开始，杨小翼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严重。出于一个母亲的自私，当时在她的头脑里只要能治愈儿子的伤痛，似乎什么样的方法都能接受。看到那狂欢的场面，她基本上把这次集会看成是一场嘉年华会。
“老爷子想见你。”他目光锐利。
夏津博沉默了一会儿，劝慰道：“你放心，我再找找看。”
去到那恒河的岸旁。
“你觉得有必要吗？”她说。
她愣住了。她对将军做出这个决定感到突然，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她审视自己的内心，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心境，她竟对将军的召见非常抵触，心里涌出一种类似于受辱的愤怒。她想，难道他是个上帝？他想什么时候见我就什么时候见我？他这么多年把我拒之门外，然后面无表情地向我伸出一根指头，难道我就要屁颠颠地扑向他的怀抱？她的内心产生如此强烈的抵触让她自己都感到吃惊。
有一天清晨时分，杨小翼被骤然响起的电话声惊醒。电话是尹南方打来的，电话里尹南方还是一贯的满不在乎的口气，他要她管好伍天安，不要让天安在集会现场乱跑。他说，……不久会有行动。杨小翼问是什么样的行动？他说，反正不是请客吃饭，你管好伍天安就是了。
“那天安去了哪里呢？”她着急了。
